“请相信这个因穷人的情谊而感动不已的人，请相信这个靠穷人的祝福而跋涉不停的人，请相信这个为穷人的将来而告别过去的人。”
——切·格瓦拉
“因为人们是恶劣的，而且对你并不是守信不渝的，因此你也同样地无需对他们守信。”
——尼可罗·马基亚维利【1】
主线第八章【怒号光明】以并行式叙事的方式讲述了塔露拉的心路历程。从最初矢志不渝力求在不公义的大地上点燃自由与解放怒火，到被误解、现实与刻意操纵所构陷，再到最终落败并重回科西切为她织造的囹圄，德拉克之女经历了从觉醒到沉沦的悲剧——如科西切所料，毫不意外地被她的“理想”所背离，并如科西切所愿成为黑蛇的新容器，成为“乌萨斯命运的掌握者”。
事实上，如果稍微思考一下塔露拉在本章剧情回忆中的表现，就并不难洞悉其理想与抗争失败的必然性。单从本章标题“怒号光明”的英文名“Roaring Flare”即可窥见一二：作为“roar”的现在分词形式，“roaring”有“吼叫，咆哮”之意，当它用于形容词时则有“咆哮的；呼啸的；轰鸣的；熊熊燃烧的”之意；而“flare”虽然意指“燃烧”，但却是“（短暂的）燃烧”和“（短暂的）旺火”——换言之，塔露拉出于个愤而尝试领导的解放，固然会在“大而不倒”的乌萨斯燃起反抗的硝烟；但这种反抗并不建立在时代社会的深厚基础上，是一种转瞬即逝的小打小闹，如同小卖部十元一盒的粗制烟花玩具，在燃烧放出短暂的焰火之后就宣告终结，产生的烟幕甚至连被称为“狼烟”的资格都没有。
不知道各位读者是否买过类似的烟花玩具
为什么塔露拉会因一个正确的选择而落败？这一方面与科西切所说的“末人的劣根性”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又并非如此单纯。除了上一段提到的当时乌萨斯时代社会条件的后天缺失，塔露拉自身也存在着不一而足的先天缺陷——这些缺陷是如此隐秘而致命，以至于塔露拉甚至直到从科西切的控制下恢复时，都没能意识到它们的存在；正是这些缺陷，最终将她拖进了科西切布下的嘲弄的深渊。
而所有这些导致塔露拉落败于（科西切捏造的）命运的要素，在现实的历史中都有迹可循，塔露拉的故事不过是对这些往事的解构和重演。本文将撷取两个与塔露拉经历最直接相关的案例，从时代、社会以及个人等角度，尝试探寻科西切对“塔露拉必定失败”精确谶言的依据；同时，作为一个楔子，本文在探讨塔露拉斗争道路失败因素的同时，也会对其抗争的对象——以科西切为象征的超出种群的“权力意志”——适当提及，这部分内容将在下篇专栏中详细解释。
塔露拉生于龙门，长在乌萨斯。在掳走她的科西切的豢养下，塔露拉成为科西切公爵领内一颗冉冉上升的政治新星，成为她自己口中的“一个刽子手，一个宪兵头子，一个贵族军官，一个阴谋家”，一个科西切塑造出来的近乎完美的继承人——如果她没有怀着对民众和感染者的同情心，那她就是科西切所构想的真正的完美者。出于对令人战栗的“养父”科西切、以及他和他背后的乌萨斯帝国的抗争，塔露拉以“斗士”的身份成为一个感染者，成为领导民众发动抗争的“领袖”；她的怒火不曾停止燃烧，既是为自己被扭曲的命运而愤怒，也为乌萨斯广袤国土上遭受苦难的人民而愤怒，并以这份怒火为动力，在冰原上举起了反抗帝国的火炬。
在整个第八章回忆剧情的前半段，塔露拉一直身穿军装。这身军装的来历、以及她后来从何时起脱下这身装束，都没有详细的提及；但可以明确的是，塔露拉被科西切——乃至科西切背后的乌萨斯帝国——培养成一名军人，这身军礼服大抵是她在科西切公爵领从军时的打扮，之后也成为了她“斗士”身份的象征。帝国培养出的青年才俊、最后却反过来对抗帝国，这样的情节在现实中也有，甚至为数不少；但站在整体角度，观察斗士塔露拉的觉醒、行动、活动范围等各方面，只有一个历史群体与之最为契合、最为切近，就是活跃于19世纪20年代、在1825年12月领导了俄国史上首次尝试推翻沙皇专制统治武装起义的“十二月党”（Декабристов/ Decembrist）。
在将乌萨斯与作为其原型的沙皇俄国进行对比时，一个不可忽略的共通之处在于二者的国祚永远与战争相伴。不同之处在于，乌萨斯帝国征服了高卢，将其划入帝国的广袤版图，而让沙皇俄国与法国产生交集的的俄法战争（1812卫国战争）则并未让二者中任意一方得到领土上的利权。尽管如此，这场战争仍被视为是沙皇俄国将势力延伸至欧陆的开端：拿破仑的马失前蹄使得沙皇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 Павлович，1777-1825）被欧陆各国奉为“欧洲的救世主”，部分沙俄军队跨越国境的军事行动则被视作沙俄势力西进的试水；
亚历山大一世。这位叶卡捷琳娜女皇的孙子因为在抵抗“科西嘉的怪物”过程中出力甚多，在神圣同盟中占有极高的地位，被尊为“神圣王”；但他几乎与此同时采取的一系列内政手段十分令人捉摸不透，使得他几乎成为俄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沙皇，也为他赢得了“两面神”和“俄国的斯芬克斯”（the Russian Sphinx）的称号。普希金评价其为“带着谜语步入墓茔的斯芬克斯”（the Sphinx who took his riddle with him to the grave）
但与卫国战争的胜利伴生而来的，是因新兴资本主义与腐朽不堪的农奴制激烈冲突而造成的内政危机。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是一个十分拧巴的过程，其特点在于许多手工工场（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生产组织形式）以农奴为劳动力，这就成为了矛盾的焦点：腐朽落后的封建农奴制无法为新生产模式提供自由的可雇佣劳动力、以农奴制为根基的自然经济也无法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必要的生产原料和国内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展势必要求沙俄政府废除农奴制、解放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广大农奴作为自由劳动力，但沙俄政府又竭力维护形如朽木的农奴制不肯放手；身为自由主义者的亚历山大一世又不具备祖先的强硬手腕和决心进行破旧立新的改革，只能为维护统治而推行强化农奴制的军事屯田制度。沙皇政府在1814、1822年两度颁布强化农奴制与专制制度的法令，在社会上营造万马齐喑的局势；人民自然对此极度愤慨，开始以起义和暴动的形式宣泄不满。从1801年开始的25年里，俄国爆发了281次农民起义和64次工人暴动，1816-1825年间还爆发了15次军队哗变——其中就包含了十二月党人发动的起义。
与19世纪前30年里的绝大多数起义不同，十二月党人起义的组织者和发动者大多是少壮派军事贵族，即俄国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上文提到，俄国国内存在极为严重的内政问题，这导致了社会的动荡和经济的落后，感受到统治危机的沙俄统治阶级因此出现了分化：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尽管他本人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为首的顽固派力图维护农奴制和封建专制统治；部分改良派主张在保留现有制度上进行温和改革、以此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而以十二月党人为首的部分贵族则预测到现有制度走向灭亡的必然性，因而采取暴力流血的革命以求变革。这部分贵族大多是知识分子或参与了1812卫国战争的青年军官，受欧洲启蒙思想影响较深；不少人还在远征中见识到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对俄国的落后更加难以忍受，回国后便成立了不少秘密组织，意图改变俄国落后腐朽的局面。
1816年，这些贵族革命者在圣彼得堡建立了第一个秘密组织“救国协会”，后来制订较完备章程后改称“祖国忠诚子弟协会”。该协会规模很小，只有30多人左右，起初也并无太强的军事色彩，以普及教育为宗旨，意图以传播先进文化知识的形式让更多人参与到反抗极权的事业中；但因为成员见解不一，后来又出现废除农奴制、实现君主立宪制、甚至废除君主制等主张，所以该组织旋即自行解散，并在1818年改组为“幸福协会”，在最初的宗旨上加上了废除农奴制和实现君主立宪制的内容，组织的规模也因此扩大到200人左右。
到这里是不是觉得有些眼熟？其实这就是第八章回忆剧情前半段中阿丽娜所做的事。与塔露拉选择的武装斗争道路不同，阿丽娜做出斗争的方式更为温和、但也更为坚定：施加外力实现的破局只会留下难以修复的创伤，而这种创伤并不一定能够得到完美的修复；温和地、循序渐进的内在演化则可以实现代际的传承，让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思想上的独立和斗争的决心——这正是十二月党人在活动初期所采取的方式，缓慢而持久、长远不散。但正如阿丽娜所担心的那样，这种观念在不久后被更为激进的设想所挤压，逐渐被遗忘，从而导致十二月党人——以及塔露拉——偏离了最初的道路。
贵族革命者们的思想具体经历怎样的转变，现在的人们不得而知。但“幸福协会”的宗旨变得越发激进，则是不争的事实。到1820年召开会议时，幸福协会的主张已经变成了“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体制的国家”——这种主张成为了革命者们之后的一贯诉求。在次年1月为清除协会内不可靠分子而进行的改组后，部分军官奉令由圣彼得堡南下，调往南方的乌克兰地区，在图利钦成立“南方协会”，与圣彼得堡的“北方协会”遥相呼应。南方协会制定了《俄罗斯法典》（也译《俄罗斯真理》）作为协会纲领，主张废除农奴制和专制统治，建立共和国，将土地以公私两种形式分给农民，并推行具有资产阶级进步性质的法治体系；北方协会则以相对更保守的《宪法》为纲领，主张废除封建制度后成立君主立宪制和联邦制的国家，保留皇帝的行政权。尽管南北协会在政见上存在一定的分歧、北方协会内部也存在保守派和激进派之争，但推翻专制统治和废除农奴制的共识使南北两派团结到一起，决定等待时机发动起义、完成革命使命；
尽管南北协会的贵族革命者有着远大而崇高的使命，但他们达成的共识中有一个十分为后人诟病的内容——“只依靠军队发动政变”。这一囿于阶级认知的决定最终成为了他们失败的深层因素。俄历1825年11月19日（公历12月1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暴毙。由于沙皇无子，故皇位应由其弟康斯坦丁·帕夫洛维奇大公（Константи́н Па́влович/ Konstantin Pavlovich，1779-1831）继承；但康斯坦丁早先已宣布放弃继承权，因此亚历山大一世又指定三弟尼古拉（Николай I Павлович，即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1796-1855）继承皇位——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几位当事人以外者一无所知。因此当沙皇驾崩、首都圣彼得堡军民向康斯坦丁大公宣誓时，宫廷又传来了尼古拉才是新沙皇的消息；但尼古拉又不愿继承沙皇之位，反而主动向兄长康斯坦丁宣誓效忠。这一变故让国内军民心生疑虑，尤其是军队内部的不满情绪更加激烈；北方协会决定利用这一混乱局势，在再宣誓之日发动政变。
康斯坦丁大公。和兄长亚历山大一世一样，康斯坦丁大公也是一个评价两极分化的人物。在俄罗斯，他因屡次反抗皇室的敕令而被视为勇敢与自由的象征；但在其担任总督的波兰，他又被视为一个残暴凶狠的暴君
尼古拉一世。赫尔岑评价尼古拉一世“隆重地用绞刑架开始了统治”，他对十二月党人的残酷镇压被视为是其顽固维护专制统治的最佳注脚；其冥顽不化的反动统治、以及全盘失败的各方面改革，使他被历史学家评价为“冻结俄国30年的沙皇”（the emperor who froze Russia for 30 years）。此外，他还因与诗人普希金的爱恨情仇而出现在相关教科书上
俄历12月14日（公历12月26日），北方协会组织了3000余名倾向于革命的士兵，将其聚集到树立有彼得一世“青铜骑士”雕像的参政员广场，表明拒绝对尼古拉宣誓效忠，意欲迫使参政院发布废除农奴制、召开制宪会议的公告。士兵们杀死了前来劝阻的圣彼得堡总督，但就在这时，担任行动总指挥的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特鲁别茨科伊亲王（Prince Sergei Petrovich Trubetskoy/ Сергей Петрович Трубецкой，1790-1860）以“行动时机不成熟”为顾虑临阵脱逃，前往奥地利大使馆避难（也有说法是他一开始就没前往广场）。起义军一时失去指挥，群龙无首，耽误了时间。反应过来的新皇尼古拉一世调集了人数接近起义军4倍的兵力，以血腥的屠杀将这次不成功的起义镇压下去。消息传出半个月后，位于乌克兰的南方协会也于次年1月发动起义，不久也因主要领导人被奸细出卖而宣告失败。
《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伊亲王的画像》，彼得·索科洛夫作于19世纪30年代
卡尔·伊万诺维奇·科尔曼（Karl Ivanovich Kollmann，1788-1846）创作的反映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水彩画，现藏于美国罗得岛州布朗大学图书馆
德国画家乔治·威廉·蒂姆（Georg Wilhelm Timm，1820-1895）笔下的十二月党人起义
贵族革命者的起义失败后，尼古拉一世对其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被提交法庭审判者多达579人；包括南方协会领导人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彼斯特尔上校（Pavel Ivanovich Pestel/ Павел Иванович Пестель，1793-1826）在内的5位领袖人物被判处绞刑；以特鲁别茨科伊为代表的120名贵族被剥夺爵位称号，并流放西伯利亚；其余参与起义的士兵则被处于鞭刑处罚。由于这些革命者初次行动于12月，因此包括后来南方协会在内的所有起义者被称为“十二月党”或“十二月党人”；尽管他们的活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就当时的立场而言，这就是一次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的行动。
位于当年圣彼得堡行刑地点的十二月党人纪念碑，上面有五位牺牲的革命领袖——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彼斯特尔、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Sergey Ivanovich Muravyov-Apostol，1796-1826）、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别斯图热夫·留明（Mikhail Pavlovich Bestuzhev-Ryumin，1801-1826）、彼得·格里戈里耶维奇·卡霍夫斯基（Pyotr Grigoryevich Kakhovsky，1799-1826）和孔德拉季·费奥多洛维奇·雷列耶夫（Kondraty Fyodorovich Ryleyev，1795-1826）的侧首像
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正面积极意义，姑且按下不表；单纯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十二月党人的构想符合历史潮流、最终却不可避免地迎来了失败？个中缘由固然有时代社会的局限、有对行动机遇的错判，但最主要的问题出在他们自身：从1820年开始，十二月党人就逐渐舍弃了最初的温和改造道路，转而采取激进的暴力手段意图实现目标，但在当时的俄国，纵使再如何破败，瘦死骆驼比马大的封建帝制和专制体制仍有其存在的余地，庞大的贵族群体也使得社会尚不具备彻底废除封建制度的条件，无法实现瞬间的此废彼立——甚至连起义的主体自身都属于贵族统治阶级，这就导致起义陷入“少数的‘我’反对多数的‘我’”的悖论，导致这场起义实质上变成了贵族阶级因内部矛盾而爆发的冲突；
另外，正如列宁所言，“这些革命者的圈子是狭小的。他们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2】，十二月党人的阶级局限性是阻碍他们的最大障碍。尽管他们的政治斗争在客观上代表了大部分俄国人民的利益诉求，但他们始终认为“只有少数贵族可以从上至下实现斗争”，从行动之初就抱有“只依靠军队完成革命”的想法，甚至害怕广大非贵族群体的革命运动会损害自身的阶级利益，从而不愿、甚至不敢发动群众，最后孤立无援、功败垂成。
塔露拉的第一个问题就出在这里：自她被掳走以来，科西切一直力图将其作为自己的继承者培养，在各个方面都以贵族和实权者的标准去约束她，向她灌输“帝王学”的思想，从出身上将她固定在了“统治者”的阶级——这意味着塔露拉先天丧失了从立场上同质思考的可能性，只能以同位思考的方式进行后天的弥补。但是，出身的局限使她无法真正对被压迫阶级的真实诉求产生深刻的理解——尽管她在成长过程中亲眼见证了科西切公爵领居民的悲惨人生，那也只不过是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外在观感，与真正的切身体会存在质的差别，因此她只能以近似猜、近似有依据想象的方式，去填补她对被压迫者悲剧境遇的理解。这就导致塔露拉陷入了一种与“何不食肉糜”类似的认知：我认为感染者应该得到解放，他们应该按照斗争理论，舍弃令他们痛苦的大地上的一切，加入斗争的行伍中，南下或向东进发，从头来过。
但这种出于年轻的自信认知让塔露拉无法理解到一个深刻而真实的道理：冻土雪原上的居民世代以农耕为业，他们自血缘里就与土地有不可割舍的联系；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参考太平天国运动）使得动员农耕者参与斗争的方法只能是将其从封建式的被压迫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赋予其更多的对土地的支配权，而不是强行切断他们与赖于生存的土地的联系、将其组织起来前往大城市进行斗争；即使有少数一无所有的底层农耕者会加入她的行列，但大多数农民不会为了一个宏大而缥缈的愿景而舍弃眼前聊以维生的土地——这是她的第二个问题，一个有关战略的问题。她的战术或许没有错误，但她的战略从一开始就存在缺陷——她不该将不属于农民可接受范围之内的战略考量强行灌输给后者，这对后者的阶级利益同样是一种损害；而一旦做到这种程度，这又与乌萨斯帝国的做法有何区别？不过是换个噱头的地权侵害罢了。
同样的战略误区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也有存在。这种战略误区最终以优先解决农村问题、将农民阶级争取过来的形式加以解决
这正是爱国者所言“你会害死所有人”的原因之一——博卓卡斯替作为一个活了二百余年的行伍中人，他的眼界或许不如塔露拉这个后起之秀看得宽阔，但必定比塔露拉看得深远。他深知团结雪原农耕区的所有住民是不可能之事，强迫他们离开世代生存的土地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牺牲；如果想要拯救众生，就更不应以“大义”名分牺牲更多人。他从不因为认可塔露拉的战术而尊其为领袖，仅仅只是认可塔露拉的高尚道德、以及她描绘的公正美好愿景而对其颔首。
第三个层面，阿丽娜的离去是一种无法挽回的损失，它标志着塔露拉领导起义者的方针的第一次变化。阿丽娜在时，尚且能够对塔露拉进行有效的规劝和约束，一方面是因为她是塔露拉心中最为特别的存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只有她将塔露拉视为平等的交心对象——爱国者、霜星这些后来者至多也是将塔露拉视为追随对象或同事，对后者的了解程度远不及心心相印的阿丽娜。如果将坚定以教化手段作为斗争方式的阿丽娜与塔露拉一同视为早期的“救国协会”，那么阿丽娜离去后的塔露拉就可近似视为1820年以后持激进主张的十二月党。这种逐渐激进化的失去规整约束的斗争方式让热情逐渐变味为一种盲目，而这正是科西切诱惑塔露拉沉沦的鸩酒，最终他也自得其所——在黑蛇操纵塔露拉之后，从众性的盲目在“整合运动”中显得更加肆无忌惮，甚至变成了一种宣泄式的暴徒的狂欢；原有的理想被彻底腐化，一如阿丽娜所说“不断用新的主义去替换旧有的理想，最后变得一无所有”。
这恰好也为爱国者在此前剧情（无名氏的战争、生于黑夜、乌萨斯的孩子们、苦难摇篮）中的行动进行了补注：至始自终，博卓卡斯替只是在守护塔露拉提倡的一种可能性，并不代表他会如仆从般忠实履行塔露拉的一切方针和策略；他在政见上的考量和有所保留，使之拥有“听调不听宣”的自由权利——这种顾虑并不仅是因为塔露拉在全局战略上的考量缺失，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塔露拉高估了理想，高估了人性，高估了自己。对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自信的利用，恰好是科西切下手的阴险毒辣之处；而这种天真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最终成为压垮年轻德拉克的最后一根稻草。